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云谷鹤峰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以父之名



Prologue

“我是个自由人，我要从前门走出去。”——格里·康伦[1]

在说出这句话之后，格里·康伦不顾法警的阻拦冲出了法庭，走到了阔别十五载的街头，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一切终于回到了正轨，在击败了由警察、法院、“民意”组成的整个权力系统后，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只是这份久违的胜利却没有哪怕一丝甘甜的味道，他最珍贵的青春已经消逝在铁窗中，而他身染顽疾的父亲也未能熬到沉冤得雪的一天。



一切都起源自爱尔兰共和军[2]组织的那起针对英国军官的爆炸案。1974年10月5日晚八点半和九点，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首都伦敦西南部的萨里郡吉尔福德县的两个酒吧引爆了两枚六磅重的葛里炸药[3]，导致五死（四名军人、一名平民）、六十五伤。同年十一月，《预防恐怖法案》在英国毫无争议地通过[4]并持续施行了十五年，这条法案直接导致了伦敦警察厅[5]在逮捕了格里·康伦等四人，并在长达一周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强迫四人在认罪的证词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群情激昂的民意下，伦敦警察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找不到真凶的境况下，为了尽快破案给英国人民一个交代，他们故意隐瞒了可以作为格里不在场证明的证人证言，并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在格里姨妈家现场检测出来的化学痕迹，进而在公诉中赢得了陪审团的认同，取得了有罪判决。以格里·康伦为代表的“吉尔福德四人”[6]、再加上以格里的姨妈安妮·马奎尔[7]和父亲朱塞佩·康伦[8]为代表的“马奎尔七人”，成为了爱尔兰共和军恐怖行动的替罪羊，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以极长的刑期（格里被判以无期徒刑，即使缓刑也必须服满至少30年刑期），负责审判的法官甚至在下达判决时言道：“很遗憾你们没有被判以叛国罪，我很乐意将你们送上绞刑架。”



影响这一判决的因素有很多，格里等人偷盗的前科、法律体系的漏洞都是不得不提及的部分，但真正促成有罪判决的，是整个法律体系故意“扭曲规则”[9]的态度。格里等人所对抗的并非仅仅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指控，还有一心一意要判定其有罪的，由人组成、受到民意影响的法律体系。如果没有刑讯逼供、格里等人不会签下供罪的证词；如果未曾隐匿证据、格里等人不会难以找到任何不在场证明；如果没有对马奎尔七人手上硝酸甘油痕迹的倾向性解读，所谓家庭制造炸弹的指控也不可能成立。当侦查、审讯、取证三个部分的执行者达成了同仇敌忾的共同行动原则后，最终的法庭审判不过是走一个毫无悬念的过场罢了。本应为了探求事实真相、作出公正判决的法庭，在其做出决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沸腾民意”的影响而得出扭曲结果后，也自然会得出这个荒谬至极、不堪一击的结论。

然而这场充满漏洞审判、无期徒刑的判决，却不过是支撑这部影片叙事的情节机器[10]罢了。故事所要探讨的并不仅仅是表层意义上的“公正”，格里这个普通人如何面对这一不实指控与不当裁决，并在这一过程中从一个无所追求的嬉皮逐渐成长为一名追求司法公正的运动家，成为了驱动整个故事的真正线索，格里与朱塞佩之间父子关系的逐步转变，以及两人在价值观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则成了一条暗线，在这两条线索的交错中，“公正”表层之下含义，其对于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意义得到了更加详细的思考。

From Hippie to Campaigner



“你在说话时并没有看着我的眼睛。你瞧，我也知道如何不眨眼地看着一个人。在我这倒霉的一生里，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来不知道想要杀掉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是个勇敢的人，乔。你真勇敢。”——格里·康伦

除了最后的庭审一幕，沉冤得雪的过程并没有得到过多的描绘，影片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格里的牢狱生涯以及他与父亲的关系上。在爆炸案发生之前，格里是一个典型的嬉皮士，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11]的他在当地人民与英国的持续对抗中长大，社会的动荡让当地的年轻人很难找到一份正当的职业，而格里也全然不想像他的父亲一样，从事一份教书匠的工作[12]，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向往色彩斑斓的生活，却又不想为此付出任何努力。在屡次因为偷窃陷入北爱共和军与英军的冲突后，他被父亲送到了伦敦寄宿在姨妈安妮家以避免陷入更大的麻烦，然而远离家庭的他更是一如脱缰的野马，为本能驱动的他脑中仅存“免费性爱与毒品”[13]，终于从心所欲地过上了嬉皮士的生活。

爆炸案的发生摧毁了他的美梦，这个希望永远生活在现实之外的年轻人被卷入了最为现实的政治漩涡之中，并彻底沦为了急于寻找替罪羊以平民愤的行政体系手下的牺牲品。现在他要面对的已不再是父亲朱塞佩口中那句看似颇为艰难的期许：“走吧儿子，过好你自己的生活”[14]，而是远超任何一个普通人想象的难题：活在整个国家的指责与仇恨下，并为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责而献出青春。

从自暴自弃到接受现实、从盲从北爱恐怖分子头目反抗监狱当权者到重建希望为争取无罪判决而付出努力，格里心态的转变与信仰的重构是整部电影的核心线索。对他而言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是在被整个社会背叛后，重新建立起对于“公正”的信仰，支撑他的是什么？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还是其辩护律师加雷斯·皮尔斯[15]对于通过这起案件揭露司法体系缺陷以及这一行动背后对于“正义”、“公平”的信仰？这两者对他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引导，但除去这些外部因素，影片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内在的原因。
格里的盗窃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拒父亲对其的期许，而如果从更大一点的视角来看，在一个如此动荡的社会中，朱塞佩的传统价值观是显得非常无力的。“正道所得更为长久”[16]等等浓缩为定式的俗语在格里看来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早已不适用于自己所处年代的陈词滥调[17]。这些观念为其父平凡的生活所裹挟，亦为社会的动荡所蒙蔽，在格里的眼中早已失却了价值。在他看来，北爱尔兰恐怖分子首脑乔·麦克安德鲁[18]以各种手段争取自己生存空间的行为反而是无比英勇的。当这个社会失去了其应有的行为规范与信仰后，身处其中的个体还需要保持对它的任何尊敬吗？

然而当真正的暴力行为发生后，唯一一个挺身而出对全身着火的典狱长伸出援手的却是格里，而他与乔的友谊也在这次事件后彻底结束。支撑其行为的究竟是对于暴力行为的天然反感、还是父亲在他心里植下的正义感？也许这其间是有着一些超越了“公正”的东西存在的，而这些隐藏在朱塞佩说教之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格里对政府体系有着一千万个理由去憎恨与仇视，而典狱长毫无疑问是这一整套体系的执行者之一，如果因为社会的不公正而去迁怒于个体的话，他本不必对其伸出援手，只要远远的看着他死去即可。格里不仅能够清晰地将集体的不公与个体的无罪分开看待，也能够做到最基本的对于人类个体生存权利的尊重，也许这股清醒的意识继承自朱塞佩，但最终做出决断与行动的仍然是格里自己。

将朱塞佩的所谓传统观念与乔的暴力抗争区分开的，也许正是所谓的“同理心”，不论是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行动、还是其烧伤典狱长的行为，都是一种漫无目标的非直接斗争，然而对于格里来说，造成其人生悲剧的不正是这种非直接斗争吗？整个英国在遍寻不着发动恐怖袭击的北爱共和军成员后，将格里一架钉上十字架的行为，与乔的行为其实并无不同，都是“非正义”的行为变体，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格里自然无法认同乔在本质上与英国政府社会行为理念毫无二致的所作所为。
促成格里成长的，恰恰是其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在这场牢狱之灾后，他从一名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嬉皮，转变成了一名追求公正的行动家，并在脱离牢狱之灾后，为了与自己境遇相似的蒙冤入狱者重获自由而奋斗。这十五年的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格里的人生，它确实夺取了他的自由与青春，也同时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与生存价值，只是这代价，也许有些过于沉重了。

Father & Son

“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挡住了光。但他们挡不住这里的光（指向自己的脑袋）”——朱塞佩·康伦
格里与其父朱塞佩之间的关系是影片的另一条重要线索，也是对应着影片片名。朱塞佩长期罹患慢性病身体与格里的年少轻狂是两者之间最为表层的对比，价值观上的世代鸿沟则是更深一层的对比，但在种种差别之下，两者又有着不少一以贯之的特质。格里对朱塞佩平凡生活的轻视、以及朱塞佩依从传统观念对格里行为的否定态度，造成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冲突，然而隐藏于前者之下的，是格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尚未寻找到自己生存意义时的迷茫、对后者而言，则是朱塞佩这个个体面对这个失去原则的时代，声音的脆弱不堪。



格里对其父的态度并不少见，对任何一代人而言，如何理解自己的父母一代都是一个很难轻描淡写的难题。任何一代人在自身成长环境下所积累与形成的生活经验与观念，在下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中，都会面临质疑与挑战。而对于下一代人而言，单纯的否定与轻视并不能解决代际沟通的难题，在对彼此生活经验保持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理解彼此观念差异的根源，并保持对基本价值判断的传承，也许才是这部影片想要展示给我们的。朱塞佩的许多信念也许在成长于民族及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格里看来，不过是一整套自欺欺人的谎言，毕竟他的父亲并未因自己正直的生活态度与求生方式而得到富足生活作为回报。然而朱塞佩在身遭构陷后的坚强与坚持，终于让这位父亲能够“以身作则”地向他的儿子展示自己是如何执行这看似“陈词滥调”的生活信仰。
格里对父亲的态度，也便在目睹父亲契而不舍的坚持与自己的信仰逐渐成型的过程中，渐渐发生了转变。也许真正能够在不同的世代之间传承下去的，并不是以任何言语进行表述的信念或者理念，而是在面对生活中艰难险阻时的处理态度。朱塞佩并未能以自己的言语改变格里一丝一毫，但格里最终却继承了他的行为，接下了追求公正判决的挑战。



影片中父子两人最为动人的一幕，也许是朱塞佩要求格里许下承诺终身不再碰触毒品的那段对话。
“对不起，只要你活着我就不会再碰毒品了。这样你高兴了吗？”
“不。”
“为什么？”
“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不想你碰毒品。”
“上帝啊。”
“好吧，我不会做让你泉下有知也会动怒的事。现在你高兴了吧？”
“你保证？”
“是的，也许吧。”

朱塞佩在面对格里时一切举动的出发点都在这段对话中展露无遗，他要求格里不再碰毒品并不是为了让自己良心得安，而是真正为了让格里能够远离致幻剂等毒品，过上健康的生活。而正如74年的庭审结束后，离开被告席前格里对朱塞佩说出的那句“帮帮我”所展示的，虽然表面上他仍旧在以各种方式抵抗着对父亲的认同，但在内心深处格里非常清楚父亲对他而言的意义之重。可惜的是，直到父亲真正病重时日无多，两人的关系才终于正常化，而最终朱塞佩也未能在生命结束前自证清白。这个坚守自己生存信念的个体，在面对分裂而非理性的民族情绪与国家机器时，是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然而若不是他的支持与表率，格里也许早已在狱中彻底沉沦，等不到“解放四人”[19]活动的展开，与沉冤得雪的一天。父子两辈花了十五年的时间，终于将加诸这个家庭之上的暴民意志彻底推翻，幸运的是，曾经横亘在父子之间的鸿沟，却在外部集体的打压之下，渐渐弥合，格里终于意识到在自己曾经分外不屑的父亲身上，蕴藏着一些举整个国家之力都无法压垮的信念，也正是这股继承自朱塞佩的信念，支撑着格里最终走出了监牢。

Justice

“你非常擅长英语，是不是？你瞧，我不懂你们的语言。‘公平’、‘宽容’、‘仁慈’从字面上讲我都不明白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我想提出申请让他们将我这一嘴牙齿都拔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将拳头塞进嘴里，在我活着的时候再也不用说一句这该死的英语了。”——格里·康伦
改写格里命运的另一个人，是辩护律师加雷斯·皮尔斯。在谈到自己在这起诉讼中的作用时，这位律师声称影片过分强调了自己所起的作用，但考虑到就连大英帝国司令勋章[20]这种国家荣誉她都会写信给唐宁街[21]要求撤回的谦逊作风，也许影片对她于这场审判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描绘，并不算过于写意。

影片并非完全构建于事实，但涉及到加雷斯律师的一个重要情节颇有讨论的价值。直到审判前一天，由于警方的管制，她所接触到的卷宗都是朱塞佩、而非格里的。但正是因为负责卷宗的警官因病请假，她才得以接触到被警方明令不得给予辩方律师的包含格里不在场证明的证据，并最终利用这份确凿无疑的证据成功推翻了十五年前的判决。这份能够改写庭审结果的关重要的证据，却是在突破警方拟定的证据阅览规则之后，才最终得见天日的，而十五年前的辩方律师却未能如她一般幸运。
那么，我们究竟是否应当遵循这个社会已经确立的法则呢？也许这里并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法则可以遵循。看似加雷斯是利用了警方的漏洞才得以获得这份证据，但警方对证据的管控，一如其获取格里供词所用的手段，是不合法且不合理的、乃至连续审讯格里等四人一周的法令，虽然看似合法，却给予了伦敦警方极大的空间来对犯人进行精神及肉体虐待。毕竟，这些法令、规则，不过都是由人类拟定的。当程序的拟定者本身便未能从“公正”的角度（这一角度是否存在绝对性暂且不提）出发来制定规则，遵循这些规则行事的人，又何谈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与决定呢？但如果单纯的以个体的暴力反抗组织的暴力，又会陷入如北爱共和军恐怖主义那样的困境。加雷斯所采取的在体制内部、利用体制本身的力量来追寻“公平正义”的实现，也许才是一条真正可行的道路。正如她在为那些只因身为穆斯林即被怀疑参与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嫌犯辩护时所说的：“我们所在的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公而黑暗的时代，更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为它所所压倒了。我知道我所辩护的是无罪之人；这些清白之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法官将不得不有倾向性地判定他们有罪。”



这部影片上映于1993年，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否有所改观呢？也许答案仍然不算乐观，扪心自问，在恐怖主义面前我们所持有的愤怒与非理性，与影片中那些不顾真相，执意要判处无辜之人无期徒刑，甚至与那位因无法执行绞刑而感到遗憾的法官又有什么分别呢？而看着乔诡计烧伤典狱长的一幕时，我们又是否会感到一股令人胆寒的快意呢？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暴民存在，如果我们无法以理性去对待恐怖主义，发生在朱塞佩与格里身上的悲剧仍然会重演。
在“吉尔福德四人”案件背后的始作俑者并非屈打成招、操弄证据的警察机构或是不顾举证不利、证据瑕疵的法庭系统，没错，在与“吉尔福德四人”或是“马奎尔七人”这样的平民个体相比之下，这些国家机关看似拥有无上权力，但在沸腾的暴民意志下，他们同样是弱势的一方。真正造就了这场不公正裁决的，是面对恐怖主义袭击时，每一个个体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恶意，他们漫无目标的愤怒在收束之后并没有发泄到那些恐怖事件的幕后黑手之上，而是伤害了与他们并无信仰冲突、而仅仅是非我族类的普通人。

在这场冤案中，真正的凶手是那一个个不顾真相，只知要求严惩凶手的复仇意志，而国家机器不过是这股意志的执行者罢了。

Epilogue



“我是个无辜的人。我为了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在监狱里呆了15年。我看着自己的父亲为了一些他从未做过的事情死在一个英国监狱里。而这个政府仍然声称他有罪。我想告诉他们，直到我的父亲被证实清白以前、直到所有被这件案子牵连的人被证实清白以前、直到那些有罪的人被绳之以法之前，以我父亲和真理之名，我会奋战到底！”——格里·康伦
与电影那充满阳光与希望的结局不同，康伦在出狱后很难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其间经历了两次精神崩溃、数次尝试自杀，并不时陷入酒精与毒品依赖。十五年的时光并不仅仅是个数字，还代表着一个人的全部青春岁月。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认为这段经历已经在他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再也无法轻易抹去。

幸运的是，当他决定为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蒙冤之人重获清白而进行活动，便终于走出了过往经历的阴影。而加雷斯在这场审判之后，也继续着自己为遭遇不公审判的团体进行辩护的事业，现在正为维基解密的创立者朱利安·阿桑奇[22]进行着辩护工作。

最后说两句题外话吧，我是个回民，虽然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也由此称不上是一个穆斯林，但却是仍然坚持着不吃猪肉的生活习惯。我不认可任何暴力行为，不管是因为民族情绪引起的，抑或其他原因，但看着国内愈演愈烈的民族情绪，时常也会感到一丝胆寒。每次发生了民族事件，类似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便会将自己捎带上，着实是一种非常惊悚的体验。看着一个与你完全无关的人，会因为这些民族事件而发出对你的诅咒，实在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
但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似乎有点理解，也有些释然了。个体与集体意志之间的较量将永存，毕竟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而只是一味从众，总是最为简单的行为模式。真正的公平并不会自然地存在于任何社会体系之内，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所制定和执行的，人类自身的缺陷是几乎不可能靠人类自行制定的规则进行限制的。但这并不意味我们注定将永远面临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只是我们必须要能够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与观察，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争取真正的公平。

也许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地避免一切发生在格里和朱塞佩身上的悲剧，再次上演吧。
[1]: Garry Conlon

[2]: Irish Republican Army

[3]: Gelignite Bomb：一种含硝化甘油的炸药

[4]: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s

[5]: Metropolitan Police

[6]: Guildford Four

[7]: Annie Maguire

[8]: Giuseppe Conlon

[9]: Bend the Rules

[10]: Plot Device

[11]: Belfast

[12]: 此处电影对朱塞佩的职业进行了改编，现实生活中的朱塞佩并非教师，而是一名工人。

[13]: Free Love & Dope

[14]: “Go and live, son.”

[15]: Gareth Peirce

[16]: Honest Money Goes Further

[17]: Cliche

[18]: Joe McAndrew

[19]: Free the Four

[20]: CB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21]: Downing Street

[22]: Julian Assange